发布日期：2025-05-06 21:22    点击次数：52

宽窄说青简能容兴废事，沧波难载古今愁；宽窄皆为天地道，成败且任笑千秋。

“群儿戏于庭，一儿登瓮，足跌没水中，众皆弃去，光持石击瓮破之，水迸，儿得活。”

宋仁宗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，七岁的司马光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下，用石块砸破水瓮，完成了人生首次“破局”。这个被《宋史》记载的“砸缸救友”故事，不仅让“京洛间画以为图”，更成为后世评价司马光性格的关键注脚——当同侪惊慌失措时，唯有他能冷静审视困境本质，以超乎常人的决断力打破常规。这种直面问题核心的思维方式，贯穿了司马光从谏官到史家、从改革者到守旧派的多重人生角色。

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，救出困于水瓮的孩童后，司马光却将自己困入了更复杂的“巨瓮”。他用十九年光阴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试图通过历代兴衰找到解决当世困境的密码，却在晚年成为新法最坚定的反对者；他年轻时力主革除积弊，暮年却成为变革浪潮中的礁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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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从“破局者”到“守夜人”的身份嬗变，折射出的正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困境。

01

少年司马光聪慧异常，诚实乖巧。从6岁父亲教他读书开始，便展现出远超常人的禀赋。不仅做到手不释卷，“不知饮渴寒暑”，而且很快便能背诵《左氏春秋》，并陈说其意。后又因“破瓮救友”之事，名震京洛，深得父亲司马池喜爱。

司马池每逢出游或与同僚密友交谈，总把司马光带在身边。耳濡目染之下，司马光不论在知识层面，还是见识层面，都“凛然如成人”，受到当时许多大臣、名士的赏识。同时，随父宦游四方的经历，也让司马光拥有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洞察力。

二十岁进士及第的司马光，也不负其“早慧”盛名，成为出了名的直臣。

尤其在谏官期间，表现更甚：他窥见大宋的财政困境，在给宋仁宗上书时说：“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，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”；他深忧冗官、冗兵带来的危害，直言“每有营造贸买，其所费财物十倍于前，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”；他预见立储之事将影响时局稳定，在宰相韩琦上书无果后，毅然充当起了引导舆论的排头兵，最终说服仁宗。

这一时期，司马光以“日进三札”的勤勉写下170余封奏疏，从裁撤冗兵到整顿吏治，从反对宰执无故迁官，到直言皇帝上元游幸、宫中宴饮过多、宫观增修过频等，尽显锐意进取，不惧皇权的真性情，俨然是改革派的急先锋。

然而在礼制战场，他的坚守又近乎执拗。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他三度上书反对赐夏竦“文正”谥号，最终迫使仁宗改谥“文庄”；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“濮议”事件中，他又力主仁宗为“皇考”，与英宗激烈对立。在他的认知里，礼法不仅是规则，更是维系秩序稳定的神圣契约。

而这种思想的源头或可追溯至其父司马池的言传身教——司马光五六岁时，有一次玩青核桃，核桃皮却怎么也剥不开，便求助姐姐。姐姐也没法子，离开去找旁人求助。这时，旁边的婢女拿来开水一烫，核桃皮便脱了。姐姐回来后，问是谁做的，司马光说：“是我。”

此事被一旁的司马池看在眼里，当下就呵斥司马光：“小子何得谩语！”

这件事给司马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一辈子引以为戒。更将“君实”作为自己的字，与“光”的寓意相对，“正以浮光之名不美，故反其义而字君实耳”。

此后，“蹈仁履义，以德自显”便成为他人生的至高理想。

正是这些经历共同浇筑出司马光的人格——既有破局者的锐意创新，又有守夜人的道德洁癖。然而，宦海沉浮毕竟不是“以石破瓮”可比，有些“瓮”可破，有些“瓮”需守，最难的不是辨明“破”与“守”的界限，而是打破困局后，如何让飞溅的瓦片不至划伤道义的底线。

02

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推行《青苗法》。

在王安石的构想中，《青苗法》实施后，官府借出余粮，可解百姓燃眉之急，而秋后收回利息，又可增加国库的收入，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。但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，《青苗法》如果实施不当，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苛政，“县官放钱取息，较商贾盘剥更甚！”。

虽说二人的出发点都是“为民生计，为国家谋”，但“拗相公”与“司马牛”的碰撞，结局早已注定——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四月九日，司马光看到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“进拒谏之计”、“用残民之术”而被罢官，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，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，退居洛阳。

但事实上，司马光并没有直接到洛阳过退休生活。他离开京城后，先是到陕西任职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。到任后，司马光发现新法实际执行后的弊端，比在京城听到的更加严重。他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感到无比郁闷，写下了《登长安见山楼》一诗：

到官今十日，缠得一朝闲。

岁晚悉云合，登楼不见山。

司马光在永兴军任职时间虽只有几个月，却正逢关中饥馑，盗贼四起。可即便如此，陕西提举常平司仍通过《青苗法》加重对农民的盘剥，使农民借陈米一斗，到期就要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斗，收取的利息已经超过了民间富户之家。

司马光认为，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，而且随意提高利息，会迫使农民无论在丰年还是灾年，都常受饥寒，《青苗法》将危害民生。更有甚者，有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而额外勒索。

因此，司马光上书朝廷，请求让第四等以下农民借贷青苗钱不取利息，或只纳一斗二升。同时，他还请求暂时免除连续受灾两次的地区所欠的青苗钱，并指示其下属官员，不得执行朝廷文件，不许再催促农民缴纳青苗钱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被朝廷否决。司马光心灰意冷，再次辞官，决定担任闲职。

此后的十五年，是司马光的失意岁月，却也是他一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。在刘攽、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专心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。

他希望以修书的方式，践行一个文人的使命，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，司马光对宋神宗说：“虽身处于外，区区之心，朝夕寤寐，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。”

他试图找到破解现实困局的终极方案，在《稽古录》中，提出“治乱之原，古今同体”的历史观；通过对崔祐甫任相期间“二百日除官八百员”的批判，警示王安石“三不足”的激进；对唐德宗“多涉亲故”的质疑，也暗含对北宋党争的担忧。“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”，每段史评都是刺向现实的投枪。

但历史经验的沉重性，也在悄然改变这位破局者的思维模式。他在故纸堆中反复验证“祖宗之法不可轻变”的真理，也逐渐变得保守。以致于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重返政坛时，带着《资治通鉴》完稿的司马光，已从锐意改革的谏官蜕变为传统秩序的卫道士。

03

宋神宗驾崩后，年仅九岁的赵煦登基为宋哲宗，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。

高太后对新法深恶痛绝，司马光亲眼目睹百姓因新法“痛不欲生”，二人一拍即合。

起初，司马光还是主张“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，病民伤国者去之”的，强调甄别取舍。并曾向高太后呈递《乞开言路状》，恳请广开言路。然而，当大权在握，他早年指责王安石的“独断专行”那颗子弹，如今不偏不饮地正中了自己的眉心。就连好友范纯仁的劝诫，“废法当如剥茧抽丝，不可操之过急”，司马光也充耳不闻。

执政的十六个月里，司马光上百道奏疏，先后废除保甲法、免役法等新政，将神宗与王安石重用的新党大臣一一贬黜，全盘推倒重来。这场政治变革一直持续到高太后离世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

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三月，免役法废除的消息传至江宁。病榻上的王安石老泪纵横：“这是我与先帝耗时两载苦心钻研的新政，为何也要废止？”同年，王安石在悲愤中病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马光从未恨过王安石，他反对的只是在他眼中“祸国殃民”的新政。王安石去世后，他在给吕公著的书信中写道：“介甫文章节义皆有过人之处，然执拗任性，不通世务……朝廷宜厚加礼遇。”

这对儿政敌都自认站在制高点：王安石只看到新政的蓝图，司马光只看到执行的恶果，却都怀着“为国为民”的赤子之心。当年王安石不惜与亲友决裂推行新法，此刻司马光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也近乎偏执地要废黜新政。

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，六十八岁的司马光溘然长逝。噩耗传来，京城万人罢市祭奠，数万百姓自发护送灵柩返乡，哀荣之盛，可见民心。

然而新旧党争并未随他二人的离世而终结，反而沦为互相倾轧的工具。
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司马光身后遭黜，险些被开棺曝尸。宋徽宗时，奸臣蔡京推行党禁，又将他列入“元祐党籍”，并在全国立碑昭示“奸邪”。好在，百姓心中他仍是无可指摘的“司马相公”——长安石匠常安民接到刻碑令时，坚持不肯：“天下人皆谓司马公正直，今反称奸邪，我不忍下刀。”官府威逼之下，他只求：“若必刻碑，请隐去‘安民’二字，以免后世指摘。”

他的“改革”与“守旧”，终究不为私利——当历史的烟云散去，那个“典地葬妻”的贫寒宰相，那个临终仍攥着奏稿的老臣，只是用一生在践行“蹈仁履义，以德自显”的理想而已。

04

那个砸破水缸救人的少年，虽然没能砸碎历史的魔咒，但作为北宋最后一位“文正”公，他终究在历史长河中立下了一座丰碑。

他的形象早已不是简单的“改革派”或“保守派”标签可以概括——他是《训俭示康》中“世以清白相承”的家族典范，也是《渑水燕谈录》记载的民间自发供奉的“百姓宰相”。他用生命演绎了传统士大夫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终极命题。

或许，他未能挽北宋倾颓之势，但其将个体生命融入了历史长河的探索当中，早已超越“成败”的评判，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图谱中永恒的参照。

“孔子上圣，子路犹谓之迂。孟轲大贤，时人亦谓之迂阔。况光岂免此名。大抵虑事深远，则近于迂矣。”

发布于：河南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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